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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枫谈文改的第一篇文章

关键词： 文字改革    简化    良性    恶性                                          

 

文字改革：不妨暂停

——浅议汉字的恶性简化                     江  枫

   

    《文摘报》3月17日以“汉字应否改革”为题摘发了毕可生先生的“汉字的社会学研究”(《汉字文化》)，4月21日又在“一家言”栏内摘发了聂鸿音先生的商榷文章：“评‘文字的发展趋势不是简化’”(《语文建设》)。

    据《文摘报》摘录，毕可生先生主张：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拼音文字不是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文字是文化的基础；文字改革对全民族的文化发展不是促进而是促退；文字的发展趋势不是简化，推行手写简化字破坏了文字的一贯传承性，割断了历史和文化，使得现代中国人在文化上孤陋寡闻；汉字难学难认远非定论, 字对于本民族来说无所谓难易，在辨认过程上方块字比拼音文字要简捷得多；普通话应该推广，方言和方音却根本不可能取消。

    聂鸿音先生则不同意他所谓毕可生先生文章的核心：“汉文字不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思维的表达符号”，并且诘问：“不知毕先生由此能否推导出‘汉族人(识字的汉族人)是用汉语进行思维的’；也不知道毕先生能否用汉字来训练先天的聋哑人”。

    聂先生断言，“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是不会因为文字的改换而被割断的。”他举以为证的实例是，“古契丹人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改创‘小(简)字’，古回鹘放弃粟特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朝鲜人废除汉字而专用朝鲜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放弃蒙文字母而改用斯拉夫字母，等等。”

    不知聂先生是怎样解释的，但是他要求：“毕先生若想确立‘文字的改革会割断历史文化’的理论，恐怕必须先对上述民族的历史文化作出解释。”

    从摘发的文字看来，毕、聂两位先生似乎都是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争论的却并不是一个专家圈内的纯学术问题，而是全体中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文化生活命运攸关的现实大事。

    毕先生在“汉文字必须改革”早已是“既定方针”，而且是四十多年贯彻实施造成了既成事实的情况下，认真估价了这种改革的现实效果和未来后果而对汉字应否改革重新提出质疑，应该说：有胆有识、难能可贵。

    聂先生却认为毕先生的文章“不仅仅是对文改先生们的抨击”，并且“是对语言文字科学中一些基本概念的否定”。

    但是，“文改先生们”的工作是全民族文化命运攸关的工作，为什么“非文改先生”就议论不得，如果文改工作有所不妥而达到了应予“抨击”的程度，为什么就“抨击”不得？何况毕文只是议论，并未“抨击”。

    不知聂先生认为被毕先生否定了的“语言文字科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究竟是哪些？然而任何一门科学如果确实称得上科学就一定会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永远停滞不前，即使是这门科学的“基本”概念也未必就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倘若“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简化”属于聂先生所谓基本概念之列，像这样的基本概念就值得商榷。

    对于聂先生的诘问之一，我倒想提出一个非专家的反问：聂先生作为“识汉字的汉人”难道不是用汉语进行思维的？如果不是，又是怎样进行的？至于第二问，我对先天聋哑人的教育一无所知，但是从理论上说：为什么不可以？既然可以用手语训练聋哑人，为什么不可以用手语训练他们掌握汉字，再进而通过汉字对他们作进一步的训练？

    掌握了汉字的聋哑人是否就用汉语思维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文字和语言密切相关却并非同一；但是，任何人如果要进行思维，就一定要使用语言，所谓“语言”，未必一定有声：作形象思维，要借助于形象语言，进行理性的逻辑思维，就一定要使用必然是和抽象概念相关的语言或信号系统；聋哑人也不例外。

    聂先生所谓“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是不会因为文字的改换而被割断的”，却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断。固然，只要某一民族存在，这一民族的文化就不会因为文字的改换而被割断，但是，文字的改换必定会对这一民族的文化继续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而这一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与固有文字密切相关的部分却很可能因此而中断。

    否则，帝国主义国家就不会要求殖民地人民使用宗主国文字，对外来移民实行同化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就不会禁止华人开办华文学校和正式使用汉字。

    至于“古契丹人则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改创‘小(简)字’，古回鹘放弃粟特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朝鲜人废除汉字而专用朝鲜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放弃蒙文字母而改用斯拉夫字母，等等。”本人缺乏研究，不敢妄加议论，然而这几种文字改革显然各不相同：契丹文字是由汉字偏旁拚合、增减而成，其由“大”改“小”的简化经验或许会有参考价值，可惜契丹文字文化的历史早已中断；古回鹘放弃粟特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蒙古国放弃蒙文字母改用斯拉夫字母，都是拼音文字的字母改换，和我国目前实行的文字改相提并论，都可谓比拟不伦。

    说“朝鲜人废除汉字专用朝鲜字母”，则是无视南方朝鲜人的存在。据我所知，完全废除了汉字的只是朝鲜半岛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半岛南方的大韩民国却至今仍在兼用汉字，虽然对通用汉字的字数有所限制。

    当然，朝鲜民族的文化在半岛南北都在继续发展，但是，都不能不由于使用或不使用汉字而受到影响。在北方，汉字文化的历史已经被明文割断，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由驻华大使馆赠阅的《朝鲜概况》中，甚至拒绝承认汉文化和朝鲜文化之间历史上的亲缘关系，提到最早一首用汉语和汉字记录下来的朝鲜诗歌“公无渡河”时竟然只是说，这首诗很有影响，以至流传到了外国；并且指责南方继续使用汉字是“事大主义”的残余表现；而在南方，历史学家从不回避汉文化在朝鲜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韩国有发达的汉学研究，汉字文化如汉字书法和汉语文学创作都没有灭绝，并且有出色的汉语诗歌、散文作家。

    看来，聂先生对自己信手拈来的例证未必果真了解，据以反驳毕先生的议论就难免缺乏说服力而无法令人信服了。

    聂先生文章中似乎还有点道理的只是他为反驳毕先生而提出的另一诘问：“最古老的字的笔画一定比现代字少吗？”因为毕先生所谓“字数的增加和笔画的增加是人类思维复杂化的直接的、必然的后果”确有不够周延之处，但是文字在其自然发展的最初阶段大体如此。却并不能因而推导出“现代字的笔画一定比最古老的字多”，因为在“最古老”和“现代”之间，当笔画由简而繁到一定程度，作为人们表达思维和交流信息的工具和符号的文字，为了便于书写，又必然会经历一个人为的删繁就简，比如说，由大篆、小篆而隶而楷的整理过程；通用的字数在多到一定程度后也终于趋向稳定，则是由于多字词在使用上的重要性日益超过单字词，而且在数量上日益增多。词汇量的增多却实在是人类生活和思维复杂化的直接的、无可奈何的后果。

    其实，毕先生的文章并没有笼统反对文字简化，据我理解，使他重新提出质疑的主要之点恰恰是聂先生避而未谈的拼音化方向。

    毕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和文字都是人表达思维的工具和交流信息的符号，文字并不从属于语言，而是与语言平行从属于人的思维和社会信息互动；我只想略加修正：汉文字不完全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因为有些确实是作为语言的记录符号而出现的，例如汉字“六书”之一的“假借”，就是为记录语言而文字太少不敷所需时权以同音代替的变通办法；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转注字则未必。

    倘若情况并非如此，汉字不具有表意文字的特性而只是语音的记录符号，就不可能被非汉语民族如历史上的朝鲜、日本和越南所接受并为今日的韩国和日本继续使用。

    聂先生之所以会见不及此，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识汉字、说汉语而对汉字特性不求甚解的中国人，难免会感觉迟钝。

    毕先生认为拼音文字不是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不知他何所据而言，但是我凭我的常识以为正确。如所周知，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所有的词语都由26个字母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构成，要说简化几乎已经简化到了极限，但是居然会有不少人不满足于这种简化，包括著名的文豪萧伯纳，他就愿意提供一笔基金，研究开发一套显然会多于26之数的字母和拼音规则，以便实现一种发音只有一种拼写方法的拼写简化，如果理想实现，中国人就不至于把“格林尼治”音译为“格林威治”而把“克罗爱西亚”音译为“克罗地亚”了，其所以至今未能实现这种改革，我以为，原因之一很可能是由于长时期的使用，一定的拼音文字的固有拼写形态已获得了表意的属性，而涵载着不仅仅是语音的文化内容。

    其实，韩国和日本的文字改革经验更值得中国“文改先生们”深思：分别根据汉字笔画创制的朝鲜谚文和日本假名，都是摆脱了表意属性的拼音符号，如果拼音化是世界文字必然的发展方向，由这类拼音符号拚写成的文字，就该是理想的文字了，然而事实是在这两个国家，不仅至今并未“完全废除”汉字，而且在官方对社会通用汉字的字数全都有所限制的情况下汉字的使用量却在不断向上突破 — 我国计算机通用的国标码汉字字库的字数为六千多，而在韩国和日本，通用的汉字字数分别在二、三千以上，而在高层次的学术书刊中，汉字的字数还要多得多。

    韩国的朝鲜人同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恰恰不是“事大”而是自大，他们在创造了各自彻底拼音化的文字之后仍然使用表意的汉字，决不是出于对汉文化的依恋情结，而是出于需要和汉字能够满足这种需要。

    毕先生说“文字是文化的基础”，应该更准确地说，“汉字是汉字文化的基础”，他说，“一种文字的历时效应越长，它所涵载的文化内容越丰富”；我愿意补充一句：“一种文字的共时效应越广，它所涵载的文化内容也越丰富”；而涵载文化内容越丰富的文字对于相关民族在文化上的凝聚力就越强。

    不妨设想，当初秦始皇实施文字改革时，如果在“书同文”政策下推行的是一种简化的拼音文字，今日的中华民族该会是一副何等模样？今日的华夏大地很可能是小民族国家林立，就会像欧洲、像非洲。

    毕先生正确地指出，“学习汉字”，“是打开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金钥匙，是掌握和运用这种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其实，不独于中华文化为然，韩国学者大声疾呼“学习汉字”，日本学者认真而扎实地掌握汉字，还因为汉字是继承和开掘他们本民族丰富汉字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手段。

    至于毕先生所说“文字改革对全民族的文化发展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一个民族的文字如果改来改去，将无法积累丰厚的文化基础”，我却以为不可一概而论。

    文字改革有良性与恶性之别，良性的改革或演变如小篆之于大篆，隶书之于小篆，在历史上对文化的发展无疑曾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恶性或非良性的改革则只能促退。我们目前实行的文字改革虽不能认为是十足的恶性改革，却至少包含着恶性因素。

    以往的汉文字改革或演变，基本上是字对字、偏旁对偏旁、部首对部首，而且只限于书写笔画的有规律可循的简化，虽然有时也导致字数的减少，那是由于异体字的规范化淘汰，都不曾改变汉文字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之类表意汉字固有的特性，所以非但不妨碍文化遗产的传承，而且因为便于书写和制版印刷而大大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目前“文改”的恶性因素，首先是拼音化道路的大方向，部分的汉字简化是按同音假借的方式处理的，例如把干戈的干、骨干的干和干湿的干都规定为同样一个“干”字，在流产的方案中还打算要用迂腐的迂来兼并遭遇的遇，等等；第二、是割断传承关系的破坏性部首或偏旁的强行压缩统一，例如用一个“又”字去取代汉、仅、戏、轰、双、对、邓、劝、圣这些字各不相同的结构成分。

    据毕先生引述，瑞典的高本汉先生曾说：“中国人放弃他们的汉字之日，就是放弃他们的文化基础之时，汉字拼音化如果实行，结果首先将是民族文化水平的倒退！”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但他也是只知其一。

    不必等到拼音化完全实行之日，只要翻开当今大量发行的书报杂志，就会有俯拾皆是的例证足以证明：目前实施的文字简化已经导致我国民族文化水平多大程度的倒退。

    为了简化文字而起用“同音假借”本身就是一种倒退到先秦时代的返祖现象，“同音假借”如上所述，原本是我们的老祖宗在汉字的幼稚时期由于字不够用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办法，后来进步了，进步的“文改先生们”为了克服假借字易生歧义的缺陷，又本着汉字构造的传统规则造出新字，于是我们便有了许多形态各异的同音字，这些字表达特定的概念、反映特定的客体，因而具有更清晰的涵意，而我们现今的“文改先生们”为了强行压缩汉字数量却又回过头去消灭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严重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消灭了这一类体现着思维进步的区别，而在于无形中更改了文字的功能和性质，把基本上以表意为主的文字变成单纯的录音符号，影响所及，报刊书籍别字连篇，不要说中、小学生，就是拿到大学文凭的报刊编辑先生们，分不清楚“既”“即”、“得”“的”、“已”“以”的就大有人在。

    后果更为严重的还是第二种破坏性的简化：今日的楷书和古代的小篆、大篆、金文乃至甲骨文字差异虽大，却都不难追根溯源，特别是在楷书和经过整理的小篆之间的规律性对应关系尤为显然；但是现行的改革只求减少字数和笔画而不惜灭绝表意文字的优越特性、背弃对应简化的原则，也就切断了汉文字的一贯传承脉络：识繁体楷书的都不难循一定规律辨读篆字，只学简化字的学生以至学者已经不易阅读繁体字书籍。

    文字的恶性简化又不能不对语言产生恶性简化的影响，而导致语言的贫乏和紊乱：贫乏，表现在词汇也有了“流行色”和“一窝蜂现象”；紊乱的症候则是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谦敬、尊卑色彩，颠倒使用或是错用成语、任意省略或增添字词，以笼统、模糊、概括、抽象的词替换准确、具体、鲜明的词，以及，用大词吞没小词..... 实际上已是语言的恶性简化。

    应该承认，当人们还在用笔而不是用打字机或计算机处理文字时，汉字书写笔画的简化无疑是可取的，但是对汉语字词数量作人为的强行砍削却决不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推行同音假借、摈弃表意特性和对应原则的汉字简化，已经损害了汉字和相关文化的正常历史传承，使得当代中国人“在文化上”，首先是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本身，“孤陋寡闻”，如果继续坚持，势必殃及子孙，主其事者将在文化上成为“历史的罪人”。

    “汉字难学难认”是西方人和拼音崇拜者的偏见，“文字对于本民族来说无所谓难易”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辨认过程上”，虽然未必是由于“拼音文字要先返回到语言，再由语言返回到思维，而汉字则是直接来源于思维”，因为拼音文字同样直接来源于和语言密不可分的思维，但是辨认“方块字比拼音文字要简捷得多”却无疑也是事实，否则，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报刊书籍就不至于使用那么多的汉字。

    “普通话应该推广”，而且应该加大力气推广，但是，说“方言和方音根本不可能取消”却只对一半；方言之间的差异，确实不是只凭一纸行政命令就能“取消”的，却必然会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的发达和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差异的缩小，终于在某个遥远的未来时日消失。方言的存在与发展方向从长远看是趋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国各省经济和文化、交通和交流相对说来都比较发达的省会的方言，都比同一省份偏僻地区的方言更接近“官话”、更容易为外省人听懂，而普通话的普遍推广又将大大促进方言趋同的进程；然而，推广普通话并不依靠汉文字的简化。

    值得指出的倒是，在普通话未能充分推广的环境下，实行拼音化的文字简化，危害性更加严重。

    综上所述可见，目前实施的汉文字简化，由于背弃汉字简化行之有效的传统原则和以拼音化为其最终方向，已经产生不良的后果，被当作文字必须简化的理由提出的所谓“汉字难学难认”似是而非，唯一可以成立的有力论据“汉字难写”，现在也由于今日和今后的人们，特别是文字工作者，将大量使用打字机和计算机而不再成为难题；所以，我并不想“抨击”我国为了贯彻实施汉字简化而煞费苦心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文改先生们”，而是诚恳建议：他们的工作不妨暂停，对以往的成败不妨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反省。

    如果把大陆几十年的“文改”视为一场大规模、长时间的实验，如果把台湾几十年来继续使用繁体汉字的实践视为规模也不太小而时间同样长的另一场实验，现在是到了可以两相对比一下的时候了。

    我只想就“文改”的目的指出：台湾人口的文盲率并不高于大陆，台湾地区的文化发展也没有因为文字复杂而迟滞；掌握简化字在时间上可能要比掌握繁体字缩短些，但是和传统文化丰富遗产的距离却拉开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已因此而受损，对比两岸的报刊文字不难发现：彼岸的词汇要比此岸丰富得多；只识简化字的知识分子对于作为传统文化遗产载体的繁体汉字都已沦为半文盲，实在是得不偿失。

    学习语言文字最适宜的年龄还是中、小学时代，在中、小学中为掌握繁体汉字多花些时间值得：对于个人，可以终生受用，过了青、少年再学势必事倍功半；对于国家民族，则有利于文化传承，事关千秋大业。

    作为亡羊补牢的对策，我以为，袁晓园先生提出的“识繁写简”不失为可行的首选方案，如果对这种主张也不予置理，从后果考虑，其严重性将不亚于当年在人口问题上对马寅初的见解嗤之以鼻！

                                           一九九四年六月五日   北京  昌运宫

【作者: weedpecker】【访问统计:】【2005年08月6日 星期六 17:36】【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