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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枫就《语言文字学辨伪集》辨伪

                                      

 

《语言文字学辨伪集》辨伪

——斥伍铁平、苏培成和李逊永诽谤

 

据《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编写者自己声称：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语言文字科学辨伪的论文集，荟萃了我国当今语言文字学界的一些教授、学者和其他一些语文工作者的文章。”

同样是据他们自己说:

“他们的文章摆事实、讲道理，用科学的方法捍卫着我国语言文字科学的尊严。”

但是，事实却大谬不然。由于不正当地引用和恶意曲解了我的两篇文章，我不得不认真查阅而终于发现，这只不过是语言文字学界汉字拉丁化派少数人如伍铁平、苏培成和李逊永之流党同伐异之作的一个结集，主要是针对徐德江和《汉字文化》的恶毒攻击，而很难说是学术性评论。

 

1994年7月，我在《东方文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文字改革，不妨暂停——浅议汉字的恶性简化”。我在文中明确地指出：

 

文字改革有良性与恶性之别，良性的改革或演变如小篆之于大篆，隶书之于小篆，在历史上对文化的发展无疑曾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恶性或非良性的改革则只能促退。我们目前实行的文字改革虽不能认为是十足的恶性改革，却至少包含着恶性因素。

    以往的汉文字改革或演变，基本上是字对字、偏旁对偏旁、部首对部首，而且只限于书写笔画的有规律可循的简化，虽然有时也导致字数的减少，那是由于异体字的规范化淘汰，都不曾改变汉文字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之类表意汉字固有的特性，所以非但不妨碍文化遗产的传承，而且因为便于书写和制版印刷而大大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目前“文改”的恶性因素，首先是拼音化道路的大方向，部分的汉字简化是按同音假借的方式处理的，例如把干戈的干、骨干的干和干湿的干都规定为同样一个“干”字，在流产的方案中还打算要用迂腐的迂来兼并遭遇的遇，等等；第二、是割断传承关系的破坏性部首或偏旁的强行压缩统一，例如用一个“又”字去取代汉、仅、戏、轰、双、对、邓、劝、圣这些字各不相同的结构成分。

为了简化文字而起用“同音假借”本身就是一种倒退到先秦时代的返祖现象，“同音假借”如上所述，原本是我们的老祖宗在汉字的幼稚时期由于字不够用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办法，后来进步了，进步的“文改先生们”为了克服假借字易生歧义的缺陷，又本着汉字构造的传统规则造出新字，于是我们便有了许多形态各异的同音字，这些字表达特定的概念、反映特定的客体，因而具有更清晰的涵意，而我们现今的“文改先生们”为了强行压缩汉字数量却又回过头去消灭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严重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消灭了这一类体现着思维进步的区别，而在于无形中更改了文字的功能和性质，把基本上以表意为主的文字变成单纯的录音符号，影响所及，报刊书籍别字连篇，不要说中、小学生，就是拿到大学文凭的报刊编辑先生们，分不清楚“既”“即”、“得”“的”、“已”“以”的就大有人在。

    后果更为严重的还是第二种破坏性的简化：今日的楷书和古代的小篆、大篆、金文乃至甲骨文字差异虽大，却都不难追根溯源，特别是在楷书和经过整理的小篆之间的规律性对应关系尤为显然；但是现行的改革只求减少字数和笔画而不惜灭绝表意文字的优越特性、背弃对应简化的原则，也就切断了汉文字的一贯传承脉络：识繁体楷书的都不难循一定规律辨读篆字，只学简化字的学生以至学者已经不易阅读繁体字书籍。

   

以上这一段，对于文字改革的利弊以及文改之何谓良性、何谓恶性，全都有明确的界定，而在文章最后，为了避免议论空泛，联系到了对待汉字简化的两种不同实践：

 

如果把大陆几十年的“文改”视为一场大规模、长时间的实验，如果把台湾几十年来继续使用繁体汉字的实践视为规模也不太小而时间同样长的另一场实验，现在是到了可以两相对比一下的时候了。

我只想就“文改”的目的指出：台湾人口的文盲率并不高于大陆，台湾地区的文化发展也没有因为文字复杂而迟滞；掌握简化字在时间上可能要比掌握繁体字缩短些，但是和传统文化丰富遗产的距离却拉开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已因此而受损，对比两岸的报刊文字不难发现：彼岸的词汇要比此岸丰富得多；只识简化字的知识分子对于作为传统文化遗产载体的繁体汉字都已沦为半文盲，实在是得不偿失。

 

“文字改革不妨暂停——浅议汉字的恶性简化”一文在《东方文化》刊出并被《文摘报》和《汉字文化》相继摘发和转载后，《东方文化》为发表此文竟收到了聂鸿音发来的一封充满政治诽谤的恐吓信。不久，他还在《语文建设》上要求对于文字改革恶性因素的批评《就此打住》。我不得不在《汉字文化》上发表“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再议汉字的恶性简化”以为回答。

这第二篇文章还提到中央电视台在屏幕上直播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啊，我亲爱的同胞！当看到或是听到以下这类情况时可能会作何感想：一次中央电视一台黄金时间播出的“焦点访谈”：一名女记者（曹蕻）指着写在黑板上的两个字一再讯问一名低年级小学生：“你知道这两个字哪一个是错的？”小学生回答：“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显然不满意这种答案，记者继续执着地追问：“这两个字哪一个是错的？”记者的问题显然暗示两个字里必有一个是错的，我真为这孩子捏一把汗，惟恐他经不起暗示的诱惑。但是这孩子始终坚定地回答：“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无疑，这要感谢他的师长或父兄。黑板上写的两个字都是快乐的“乐”或音乐的“乐”，那孩子说得对：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都不错。如果说繁体是错字，岂不等于说实行简化以前的书籍著作全都是用错字写成的？

在同一节目中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镜头：就是摄像师把镌刻有繁体“韩国”二字的一块韩国企业招牌录入画面作为“不规范字”坏典型曝光：记者和编辑竟不知这两个却是规范的韩国汉字：就像我们不能要求西方国家按照我国汉语拼音规则拼写他们的文字一样，不能强求韩国或日本人在使用他们本国汉字时接受我们的简化方案，也不能禁止外国企业和机构在自己的标志上使用本国文字。更加发人深思的是，这位女记者说，“我见到繁体字就心烦。”这也许已经是“自幼受简化汉字教育”者共同的心态。

 

正是在记述到这一真实报道的时候，我自然而然联想到台湾的历史和现状，我说：

 

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亏得五十年前日本投降，中国政府接收台湾，特别是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海岛起，也不曾设立一个文改机构推行一套记录闽南方言的拼音文字，否则今日台湾岛上台独的气焰定会更加嚣张。

 

请看，在这本文集53篇文章中署名为11篇作者的伍铁平是怎样“批判”的：

“《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说道：‘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侵略’被说成‘占领’，该文作者还为此感到庆幸；其民族立场大成问题，”

据伍铁平认为，“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这种说法不对，好像应该说“一百年前日本侵略台湾”。但是“侵略”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台湾是个国家？难道不是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占领’了台湾，而是日本‘侵略’了台湾？如果我说“日本人侵略台湾”，“其民族立场”才“大成问题” 呢！

而对于日本人未能“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因而未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当地居民）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也未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身为“该文作者”的我当然感到庆幸，为此而惋惜的，只可能是日本鬼子和李登辉之流，难道，还有你伍铁平？

 

再看，入集文章篇数仅次于伍铁平的苏培成是怎样“评论”的。他比伍铁平更加恶毒，而且是歪曲我两篇文章的始作俑者，据他在“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语文政策”一文中说：

“这家刊物为了反对简化字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它在1995年第4期上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再论汉字的恶性简化》，文章中说：‘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实行的包括简化汉字在内的文字改革还不如日本人强迫我国台湾同胞学习日文；我们实行的文字改革竟然是要割断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这哪是什么学术讨论？这是在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

看来苏培成的诬陷功夫更高一筹，他能在伍铁平都未能发现是个题目的地方做文章。他一开始就把剖析恶性因素以谋改良之策的批评说成“为了反对简化字”，最后是引导出一个罪不容诛之罪：“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请问，你苏培成是怎么看出来的？又是哪些个汉字在说：“我们实行的包括简化汉字在内的文字改革还不如日本人强迫我国台湾同胞学习日文”。什么“不如”，在哪方面“不如”？为什么提到推行“皇民化”政策的日本人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你苏培成要以“我们”自居而对号入座？至于是不是故意“要割断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并不重要，其客观后果是中央电视台一名女记者已经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证明了的事实。

他在“坚持汉字简化的方向”一文中，更是连篡改过的“证据”也不要了，干脆瞪着眼睛说瞎话：“在该刊1995年第三期和第四期上有两篇文章，把汉字简化说成是‘恶性简化’、‘破坏性的简化’，宣称简化字‘流毒犹在’，他们的斗争和努力不会也不能打住。”

这就完全是无中生有、栽赃诬陷了。苏培成，据说是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制造文字狱的伎俩十分娴熟，却好像不懂得什么叫无耻和无赖？

 

李逊永，也是入集文章篇数仅次于伍铁平而和苏培成并立第二的作者之一，栽赃诬陷的勾当就干得更加无耻，明明是江枫文章中的言论，却一定要从中抽出加以歪曲，竟变成了徐德江的罪证，请看，这同一段话在他笔下变成了什么样，据他在“驳徐德江的有严重政治错误的言论”一文中说

“为了否定建国后至今我国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徐（！）竟然在1995年第4期第33页发文，无耻地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推行的奴化教育，说什么：‘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他在这里用括弧加了一个“笔者注” ：（这是对我国文字改革的恶意歪曲和无端攻击），有些语文教师对语文的理解和使用都很奇怪，既然有了“恶意歪曲”，岂能是“无端攻击”？——接下去就“批判”道，按照徐德江之流的逻辑：“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学习日文，推行奴化教育，反倒比实施汉语拼音化和文字改革要好。”接下去又一本正经地说：“要知道，日本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台湾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政策’，实际上是要强迫台湾人民停止使用汉语，而改用日语，在语言和文化上强行同化，“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难道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学习夹有汉字的日文是出于好心，是为了不使中国人“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这实际上同日本侵略者宣传的“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的谰言是一脉相承的。徐德江之流反而左一个“庆幸”，右一个“亏得”！试问还有没有一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味道。”像这样的曲解和污蔑难道还值得一驳？

 

就我的两篇文章在伍铁平、苏培成和李逊永等三人四文中的遭遇而言，这三员“辨伪”大将的“辨伪”行动竟然是，把我对拼音化方向和同音合并方法这些文改恶性成分的批评硬说成是对于文字改革的全盘否定，特别是对有关台湾一节，三个人无一例外，把一整句删剩下半句，再扣上 “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和“无耻地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推行的奴化教育”之类政治性大帽子。那么，究竟是谁无耻？

他们还故意不提这两篇文章真正作者的名字，而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汉字文化》和徐德江个人，伍铁平只是说“《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苏培成则故意含糊其辞说“这家刊物为了反对简化字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它在1995年第4期上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再论汉字的恶性简化》，”李逊永，就敢说“为了否定建国后至今我国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徐（！）竟然在1995年第4期第33页发文，无耻地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推行的奴化教育。”——一个比一个凶险。

更可悲的是，企图构制一起文字狱的这三位先生，竟然是为人师表的大学语文教授，伍铁平还是以培养师资为职责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苏培成则在我国文科高校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任教，李逊永则在一家教育学院领工资。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

他们“义正辞严”地指控“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和“无耻地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推行的奴化教育”，全都是装腔作势演戏。如果真从江枫那两篇文章读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明他们文化水平低到教小学都不配。如果读不出而一定要这样说，就已经够卑鄙的了，为了要无中生有读出这一层并不存在的意思而篡改被抨击的文字，就成了真正是十足无耻的骗子，也就完全丧失了无论是教小学或是教大学的教师应有的道德品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他们这样“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 也就犯下了诽谤罪。

 

我那两篇文章，和所谓伪科学当然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会遭受伍铁平、苏培成和李逊永之流的挞伐，只是因为在文改问题上不赞成他们的倒行逆施和错误主张。其实，在中国的语言文字学界，形态完备的伪科学并不存在，存在着的只是一些可以称之为“类伪科学”的错误主张。

 

从伍铁平、苏培成之流的诬陷诽谤术看来，他们甚至缺乏进行正常逻辑思维的能力。比如说，连何为归纳都未能懂得。据伍铁平在“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及其表现”一文中说， “伪科学的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⑴  要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

⑵  自吹自擂。

⑶  假冒高级职称。

⑷  拒绝接受批评。

⑸  借助名人效应虚张声势。

⑹  把自己打扮称提出新思路的开路先锋，遭受“迫害”的伟大人物；利令智昏胆大妄为。

⑺  使用生造的术语和概念，故弄玄虚，欺世盗名。

把这些和任何科学或伪科学都不相干的现象罗列在一起而称之为“伪科学的特征”，就是一则笑话，而把这种随意罗列称为“归纳”，则不能不是莫大的误会。

 

如果我们再深一步考察，如伍氏“特征”⑴ 若能成立，则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就要改写。既然“要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就是伪科学的第一特征，那么由于某些科学家成功地推翻了“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而颁发给的诺贝尔奖岂不是就应该全部收回了？

他为了论证这第一特征的第一句话一开头就是 “文字是用来书写语音的”，据他说，“这已是公认的原理”。难道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也都是“用来书写语音的”？这是谁“公认”的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像这样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当然应该推翻！

伍铁平和潘钧合写的“评《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第一条，也以 “文字是记写语言的符号系统”这句话为论据，他门把索绪尔论述西方拼音文字的这种描述，说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语言学最基本的原理和常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几乎成了他们口头的圣经，有时，却又成了听任他们玩弄的魔术道具。请看，伍铁平和潘钧是怎样对待索绪尔理论的：

 

伍铁平和潘钧说，“《新探》还把索绪尔的一句话当做它所说的文字是人类口说语言之外的另一种语言的根据。索绪尔说：“书写的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这两种文字的体系[指‘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来说，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在头一种体系里，这倾向更为强烈。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译文有误，法文原文用的是absolu。此词虽有‘绝对的’意思，但还有‘完美的’‘完善的’ ‘十全十美的’等意义。此处显然应译为‘完善的’②]，所以不致像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符号。”(《教程》51页))《新探》抓住“文字就是第二语言”这几个字大做文章，说：“本来，这是极其光辉的思想。……遗憾的是，索绪尔仅把‘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局限于汉字，没能如实地揭示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63页)。索绪尔认为汉字就是第二语言吗? 绝对不是。索绪尔在这段话里首先强调了书面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在两种文字体系里都一样，而且在表意体系里更强烈。索绪尔是批评而不是赞许这种倾向。为了说明这种倾向在表意体系里更强烈，索绪尔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汉人]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原因之一是，汉人有时能用汉字代替口说语言来区分同音词，还能用相同的汉字记录不同的方言里的相同的词。很清楚，索绪尔这里说的是“对汉人来说”、 “在他们看来”，而不是“对我(或我们)来说”、“在我(或我们)看来”。索绪尔绝不是表示他自己赞成这个看法。索绪尔只是说汉人“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作为用方言无法通话时的临时的相互沟通的手段，绝非将文字等同于语言。《新探》在第25页引用这段话时，不引 “书写的词……更为强烈”这句最关键的话，在第63页更是孤立地引用 “文字就是第二语言”这几个字，并做出与索绪尔原意完全相反的解释。徐的拿手好戏就是：断章取义，歪曲原意，赞扬索绪尔所反对的错误的东西，指责索绪尔所坚持的正确的东西。这是一个例证。在此要顺便指出，上引索绪尔话中所说的“表示观念的词”中的“观念”系误译，应改为“概念”。法语原文中的idee有“观念”和“概念”二义，在此处系指“概念”。索绪尔在《教程》法文原本第99页(中译本第101页)谈到词的音义两个方面时，明确指出词是表示概念(concept)的。徐德江、李敏生等人却经常根据这个误译肆意发挥。

    这样大段的引用就是不想袭用他们惯于断章取义的其人之道，对照索绪尔关于文字的论述，我也力求不致割裂原文愿义。但是，索绪尔谈论“文字系统”（Systems of Writing）的那一段话实际上是怎样说的？以下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岑麒祥、叶蜚声校注的高名凯译文：

§3．文字的体系

    只有两种文字的体系：

    (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

    此外，表意文字很容易变成混合的：某些表意字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终于变成了表示孤立的声音的符号。

    我们说过，书写的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这两种文字的体系来说，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在头一种体系里，这倾向更为强烈。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所以不致象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

    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

 

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

 

一、  伍铁平、潘钧说，“索绪尔认为汉字就是第二语言吗? 绝对不是。”但是索绪尔确实是说过，“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中国人或是外国人引用这句话而说“索绪尔认为汉字就是中国人的第二语言”，全都没有错，竟然敢说“绝对不是”的人是绝对错了！

二、             伍铁平、潘钧说，“索绪尔在这段话里首先强调了书面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在两种文字体系里都一样，而且在表意体系里更强烈。索绪尔是批评而不是赞许这种倾向。”索绪尔确实说过“书写的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这两种文字的体系来说，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在头一种体系里，这倾向更为强烈。”这是他对他观察到的事实使用描述性语言所作的描述。所谓“索绪尔是批评而不是赞许这种倾向。”却是从何说起！ “书写的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书面词总要比口语词准确和稳定，这种倾向有助于语言的规范化，为什么要批评？这是由不得任何人赞许或不赞许的，索绪尔是不至于幼稚到竟会在这种场合作这样一种愚蠢的批评的。

三、             伍铁平、潘钧说，“很清楚，索绪尔这里说的是“对汉人来说”、 “在他们看来”，而不是“对我(或我们)来说”、“在我(或我们)看来”。索绪尔绝不是表示他自己赞成这个看法。”索绪尔说“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难道就能说 “在我(或我们)看来”并非如此吗？这并不是一种“看法”，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说是看法也只能是索绪尔对于事实的确认，他的确认与事实相符。完全不发生伍铁平所说的赞成不赞成。

四、             伍铁平和潘钧引述索绪尔所说中国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却在“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处加注指出[译文有误，法文原文用的是absolu。此词虽有‘绝对的’意思，但还有‘完美的’ ‘完善的’ ‘十全十美的’等意义。此处显然应译为‘完善的’]，“所以不致像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但是absolu译“绝对”真的就错了吗？不，绝对不错！“此处显然应译为‘完善的’”，为什么“显然”，如果改译成“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完善的’”，就会难以理解。我根据一种英译本转译的译文十分清楚：“使用汉语，在思想上用书面文字代替口头言语，不会产生在表音系统下常会产生的令人不快的后果，因为在汉语里的代替是绝对意义上的代替；相同的书面符号可以代表不同方言（观念相同）的词。”

五、             伍铁平、潘钧说，“上引索绪尔话中所说的“表示观念的词”中的“观念”系误译，应改为“概念”。法语原文中的idee有“观念”和“概念”二义，在此处系指“概念”。”好像只有他才懂法文，据他说“idee有“观念”和“概念”二义”，实在是欺人太甚，且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新法汉辞典》词条idee的释义为例，就有9条，“观念”和“概念”同属第一条，第9条是“理念”。所谓“在此处系指“概念”，实在是自欺欺人之说。而译“观念”要比译“概念”更为妥帖。

 

仅此一段，伍铁平和潘钧就说了那么多谎，就做了那多曲解，世界上有哪一种真科学是用和能用说谎的方法建立起来，又有哪一种辨伪能通过作伪来进行？

附带提一下：伍铁平和苏培成们在引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时，全都有意识忽略索绪尔提醒读者的这一句话：我的讨论将仅限于表音系统，特别是今天还在使用的、源起于希腊字母的这种系统。

 

在中国的语言文字学界是不是真有伪科学呢？形态完备的伪科学尚未成形，但是，已经是流毒甚广的类伪科学倒确实存在，那就是汉字拉丁化派言论的正宗和变种，可从此派一位极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北京电视台一次谈论汉字的节目中公然说出的一句极有代表性的一句话窥其一斑：“一、宣扬汉字优越是一种沙文主义的表现 ；二、认为汉字优美不过是一种习惯；三、拼音化是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方向。”

这样的说法为什么“伪”，因为“真”的事实是，世界各国的文字，包括拼音文字，全都在走表意的道路。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再不是任意的。除了前缀、后缀和性、数、格和时态的形式变化，全都是表意的手段，也早就有了tele 之类的洋“部首” phone 之类的洋“偏旁”，而且在构制新词时也在使用表意“部件”，例如：雷达radar = 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   激光  laser =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只不过他们的表意部件取材于拼音文字。

l         人类是有智慧的，但是智慧各不相同。当一部分人觉得以文字象形过于笨拙，而以有限的符号拼写无限的语音是极大进步，世界上便有了拼音文字，但是，另一部分人，如汉人，发现书写符号不仅可以藉象形以表意，尚可通过会意、形声、指事、转注之类的方法以增加和扩大其表意功能，于是便有了功能日益完备、字数有限而造词能力无限的汉字。而在两种书写体系并行发展到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后，人们终于发现，拼音文字以无穷数的拼音词应无穷数的事物、现象和观念越来越显得笨拙，拼音文字便也逐渐走上了表意的道路，于是，比如说英语，就有了telephone, telephonic, telephonist, telephonitis, telephonograph, telephony, …… 和radar，laser 等等，等等之类的新词。

面对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曾经有人宣称，再不拼音化，汉字就会成为中国前进的障碍。然而事实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所期，由于计算机发展的方向是智能化之善益求善、精益求精，以表意为主要功能的汉字在作计算机处理时，相较于拼音文字的优越性将更为突出。

《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的作者们用尽了污蔑歪曲等等卑劣手法所要维护的，正是已经被历史否决了的汉字拉丁化方案，我不想称呼伍铁平、苏培成、李逊永们为骗子或学术骗子，道貌岸然而假辨伪之名行诬陷之实，证明他们是一群恰如其分的伪君子。

何谓伪君子，《现代汉语词典》编写者曰：外貌正派，实际上卑鄙无耻之人也。（1311页）

【作者: weedpecker】【访问统计:】【2005年08月6日 星期六 20:47】【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