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枫BLOG

驳苏培成和伍铁平的恶意诽谤

                                      

是学术争论还是政治陷害

  ——驳苏培成和伍铁平的恶意诽谤                           江  枫

───────────—————

第二百四十三条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四十六条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97年1月25日《中国教育报》的“语言文字”栏第5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语文政策》（下称《坚决》）的文章并且特别加了按语，据编者按称：“居然有那么一个刊物，公开在那里反对汉字简化，引起了广大语文工作者的极大反感。对此，我们决不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须对它的错误言论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接着读下去，就可以发现这种貌似庄严的号召所依据的竟会是

                      一则无耻的诽谤。 

    据这篇文章揭露：“这家刊物为了反对简化字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它在1995年第4期上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再论汉字的恶性简化》，文章中说：‘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否则成效定会大不一样，不仅能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而且能使他们看到汉字在情绪上就感到心烦和厌恶。’”

事实上这里所“摘引”的只是半句，最后那个标点原本是分号“；”而不是句号“。”我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我是这样写的，刊发它的“那么一个刊物”——《汉字文化》刊出时也不曾排错印错。

而且在那个被篡改成句号的分号之后还有这样半句：“亏得五十年前日本投降，中国政府接收台湾，特别是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海岛起，也不曾设立一个文改机构推行一套记录闽南方言的拼音文字，否则今日台湾岛上台独的气焰定会更加嚣张。”

难道句子不好理解，难道事情不是这样？

    但是《坚决》一文的作者苏培诚，在把一句砍掉一半之后，居然敢对见不到原文和全文的读者说：
    “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实行的包括简化汉字在内的文字改革还不如日本人强迫我国台湾同胞学习日文；我们实行的文字改革竟然是要割断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这哪是什么学术讨论？这是在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请问该刊的编辑部，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要达到什么目的？”

   

    能够把这样晓畅明白的句子“理解”成“为日本的侵略唱赞歌”，显然，不是出于低能弱智而是由于用心险恶！但是，对我和对《汉字文化》作这种政治诬陷：

                      苏培成已不是初犯 

    早在1996年9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理论教研室编”而“欢迎传阅、欢迎转载”的《语文简讯》第三期上，苏培成在“摘引”了被他拦腰切断的我那半句话之后就已经装腔作势厉声煽动过：“大家听听，这是什么话？”

    据他说——为免断章取义之嫌，全文照录如下：

    “甲午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无理强占了我国的台湾，台湾人民度过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亡国奴生活。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国耻！日本占领台湾时，强行推广日语，企图使台湾人民忘掉汉语汉字，忘掉自己的祖国。台湾人民在敌人的铁蹄下，坚持传授汉语汉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已经过了50年的今天，《汉字文化》竟然站出来为日本侵略者叫好，表示‘庆幸’，胡说什么我们的文字改革还不如日本的‘皇民化’政策。这种美化日本侵略者、恶意攻击我们政府的言论，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段话还胡说什么我们实行文字改革是‘从载体上割断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联系’，使中国人民看到汉字‘就感到心烦和恶心’。这是什么‘学术讨论’？完全是恶意的政治上的诬蔑和攻击！”苏培成此文的最后一部分，是每一句都闪烁着匕首寒光的这样三句：

    一、“《汉字文化》创刊以来，发表了一些立场十分错误的文章，如今又借汉字问题给日本侵略者大唱赞歌，这是为什么？！”

    二、“总书记多次指出要讲政治，《汉字文化》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总书记指示的正确性。”

    三、“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对散布这种错误言论的出版物，难道不应该追究一下？”

    这就是苏培成对总书记所说“要讲政治”的“理解”和政治实践：造谣污蔑、诽谤诬陷。

    如果“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居然听信了他的告密而“追究一下”“给日本侵略者大唱赞歌”的人和刊物，结果将会如何？

    如果我说：“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四人帮横行时期不曾重用苏培成；亏得今日的苏培成除了鼓唇弄舌造谣诽谤之外而并不掌握生杀大权，否则，不知又该制造出多少冤假错案！”难道也能被理解为在对四人帮和苏培成大唱赞歌？   

                      苏培成竟怙恶不悛

    除继续使用同一卑劣手法在《中国教育报》“语言文字”栏第55期发表所谓《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语文政策》对我个人和《汉字文化》作进一步的诋毁和诽谤以期实现其政治陷害的目的，又在该报“语言文字”栏第65期发表所谓《坚持汉字简化的方向》恶意歪曲我的文章和《汉字文化》的立场、继续散布错误观点，以谎言制造汉字简化方向受到了威胁的耸人听闻舆论。

    他说“在该刊”——即《汉字文化》——“1995年第三期和第四期上有两篇文章，把汉字简化说成‘恶性简化”‘破坏性简化’，宣称简化字‘流毒犹在’，他们的斗争和努力不会也不能打住。”

   

    苏培成所说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文字改革：不妨暂停》，另一篇是《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前一篇的副题是《浅议汉字的恶性简化》（下称《浅议》），后一篇的副题是《再议汉字的恶性简化》（下称《再议》），但是没有一篇“把汉字简化说成‘恶性简化’‘破坏性简化’”，也没有一句“流毒犹在”是指“简化字”的“流毒”。

    第一篇是我读到两篇有关文字改革争论的摘要有感而写的，编者在按语中已经说明：“此文原载《东方文化》，本刊1995年第二期转载了《文摘报》摘发部分，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为了便于进一步展开讨论，现应读者要求并征得作者同意”而“全文转载”的。

    第二篇则是我对一个以语文专家自居的狂徒所发狂言作出的回答，此人曾由于《东方文化》发表我那篇“糟糕透顶的文章”而写信恫吓该刊编辑部“不久以后，贵刊的名字将会在政府高级刊物上出现，我们愿意把江枫这篇文章作为不学无术而又要攻击党的国家政策的反面教材，而贵刊也会成为糊里糊涂地推波助澜的一例。”

    不久，他也就在他的“政府高级刊物”上发文喝令《就此打住》，据他说：

    “最近关于‘汉语汉字优越性’的讨论……是20世纪历次讨论中水平最低的一次，……是由业余语言文字爱好者（！）发起的，并吸引了大批业余爱好者参加，于是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讨论也就成了专业语文工作者和业余‘票友’之间的争论。业余爱好者出于对祖国语言文字朴素的感情，一味地夸大（！）汉语和汉字的优越性，继而借（！）谈繁体字的神圣把矛头直指我国建国后的语言文字政策。专业工作者则出于对于国家语文政策的维护，不厌其烦地强行（！）以一些最基本的专业知识来辅导业余爱好者们，而结果却是有违初衷（！！！），那股难受劲儿就像专业演员在辅导一批又走板又跑调的票友，同时还要忍受票友的指摘一样。”（《语文建设》）

    其实，苏培成也明知“恶性简化”确实存在。

 

                    “恶性简化”确实存在

“文字改革有良性与恶性之别，良性的改革或演变如小篆之于大篆，隶书之于小篆，在历史上对文化的发展无疑曾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恶性或非良性的改革则只能促退。我们目前实行的文字改革虽不能认为是十足的恶性改革，却至少包含着恶性因素。

    “以往的汉文字改革或演变，基本上是字对字、偏旁对偏旁而且只限于书写笔画的有规律可循的简化，虽然有时也导致字数的减少，那是由于异体字的规范化淘汰，都不曾改变汉文字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之类表意汉字固有的特性，所以非但不妨碍文化遗产的传承，而且因为便于书写和制版印刷而大大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恶性简化不利文化传承： 

    “目前“文改’的恶性因素，首先是拼音化道路的大方向，部分的汉字简化是按同音假借的方式处理的，例如把干戈的干、骨干的干和干湿的干都规定为同样一个‘干’字，在流产的方案中还打算要用迂腐的迂来兼并遭遇的遇，等等；第二、是割断传承关系的破坏性部首或偏旁的强行压缩统一，例如用一个‘又’字去取代汉、仅、戏、轰、双、对、邓、劝、圣这些字各不相同的结构成分。”

    “后果更为严重的还是第二种破坏性的简化：今日的楷书和古代的小篆、大篆、金文乃至甲骨文字差异虽大，却都不难追根溯源，特别是在楷书和经过整理的小篆之间的规律性对应关系尤为显然；但是现行的改革只求减少字数和笔画而不惜灭绝表意文字的优越特性、背弃对应简化的原则，也就切断了汉文字的一贯传承脉络：识繁体楷书的都不难循一定规律辨读篆字，只学简化字的学生以至学者已经不易阅读繁体字书籍。”

    　　　　　　　 恶性简化导致文化倒退：

    “为了简化文字而起用‘同音假借’本身就是一种倒退到先秦时代的返祖现象，‘同音假借’如上所述，原本是我们的老祖宗在汉字的幼稚时期由于字不够用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办法，后来进步了，进步的‘文改先生们’为了克服假借字易生歧义的缺陷，又本着汉字构造的传统规则造出新字，于是我们便有了许多形态各异的同音字，这些字表达特定的概念、反映特定的客体，因而具有更清晰的涵意，而我们现今的‘文改先生们’为了强行压缩汉字数量却又回过头去消灭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严重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消灭了这一类体现着思维进步的区别，而在于无形中更改了文字的功能和性质，把基本上以表意为主的文字变成单纯的录音符号，影响所及，报刊书籍别字连篇，不要说中、小学生，就是拿到大学文凭的报刊编辑先生们，分不清楚‘既’‘即’、‘得’‘的’、‘已’‘以’的就大有人在。 

    苏培成硬说反对恶性简化便是反对并非一无是处的汉字简化整体，他所谓“拿汉字简化中的个别技术失误来反对汉字简化的整个方向，而诬以‘恶性简化”之名”显然完全是绝对的不实之词！

                    　绝对的不实之词 

    我完全赞成汉字的良性简化，我所反对的也不是“个别技术失误”而是简化的拼音化方向和因此而出现的恶性部分，这一部分的“失误”也不是“个别”两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所谓“只能显示他们缺乏应有的科学态度，而且居心叵测”，用来评价谁的言行合适，有机会读到未经恶意割裂的我那两篇文章的读者自会清楚，对簿公堂时法官也不难裁定。

    苏培成说“这家刊物为了反对简化字，还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怪论之一是：汉字简化割断了历史和文化。”尽管“汉字简化割断历史文化”这样一种独创性的病句本身就能证明他是在说谎，却也不妨再提醒他一次我认为“有规律可循的简化，非但不妨碍文化遗产的传承，而且因为便于书写和制版印刷而大大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而“恶性简化不利于文化传承”。

    他还说“简化字便于学习……从而打破有史以来少数人垄断历史和文化的局面。”尽管“垄断历史和文化”特别“垄断历史”是一个病句，还是可以请问一声，我国哪一个朝代的“历史和文化”是由掌握了非简化字的少数人所“垄断”的？自有拼音文字的蒙古人入主中原162年，另一个也是自有拼音文字的满洲人统治中国将近三个世纪，那元、清两代457年内的“历史和文化”又是由谁“垄断”着？

    我国文字从甲骨、金文以来早已经过多次整理和简化，后来的文字对于其历史前身全都可以称为“简化字”，为什么“有史以来少数人垄断历史和文化的局面”不能被其它“简化字”而一定要等到被今天的“简化字”打破？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是难是易对于全社会成员全都相同而不可能被某一特定少数人垄断，而有清一代的历史也证明，“垄断历史和文化”的也并不是善于舞文弄墨的科场得意举子。

    苏培成说“当然，让只认识简化字，不认识繁体字的人去读繁体字的读物，一开始是会有些困难，这是汉字简化付出的必要代价。换来的是大多数人使用汉字的方便和容易。没有普及，焉有提高？”这位教授病句太多，这又是一个！普及的是简化字，提高的是什么？

    所谓“真正需要经常阅读繁体字读物的人是较少的，而且有这种需要的人认识那么几个繁体字也并不困难”，则是在逻辑上把汉字简化的必要也基本否定了：既然“认识那么几个繁体字也并不困难”，又何必要简化？

    苏培成说“怪论之二是：文字的简化”导致语言的贫乏和紊乱。

                        语言的贫乏和紊乱

    不！我说的是“恶性简化”！苏培成又一次玩弄卑劣的歪曲手法！请读真实原文：

    “文字的恶性简化又不能不对语言产生恶性简化的影响，而导致语言的贫乏和紊乱：贫乏，表现在词汇也有了‘流行色’和‘一窝蜂现象’；紊乱的症候则是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谦敬、尊卑色彩，颠倒使用或是错用成语、任意省略或增添字词，以笼统、模糊、概括、抽象的词替换准确、具体、鲜明的词，以及，用大词吞没小词..... 实际上已是语言的恶性简化。”

    对语言的恶性简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当然，还有“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字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这样一种语文政治学公式影响下文言文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比重的日益下降。

    一、不再区别同义词或近似词之间的差异：

    政策和法令的制定、通过、颁布、发布、公布、生效、实施、实行，几乎全都简化成了一个概念模糊的“出台”；“有”、“享有”、“具备”、“持有”、“占有”、“保有”、“领有”、“赋有”、“负有”、“富有”、“具有”如今都已统一成为“拥有”，甚至对心情也称“拥有”；与人相关的量词，由“人”、“个”、“名”、“口”、“员”、“号”、“条”和表示尊敬的“位”，一律简化为“位”，从电视屏幕上有人自称“我们两位”以来，各种媒体已出现“一位纳粹”、“一位罪犯”；

   

    二、不再探究词的起源和构词汉字的本义。

    于是便有了《东周列国》的伍子胥对夫差说“大王‘可否”知道，范蠡逃亡已经两日。”《英雄无泪》：“本官问你，你上一回的证词‘可否’属实？”窦尔墩：“安德宝临死手上拿的这个你扑天雕‘可否’见过？”反正“可否”记录的是一种表达疑问的声音；以不知所云的“不尽人意”取代“不尽如人意”或“未能尽如人意”几乎成风；“刻不容缓”与“迫在眉睫”被颠倒使用；“某人被批准为烈士”、“某人是十大杰出青年”屡见不鲜，《鸦片战争》有“义无反顾，在所不辞”之说；范蠡可以读“苎萝山”为“宁萝山”，《香港百年》说“华人的勤俭屈指可数”，中央电视台介绍云南民族博物馆有“一座座‘栩栩如生’的民居”，反正已可意会。

    三、既然同音假借是正式的简化手段又何必挑剔同音的错别字。

   

    生活频道的“理财时间”：记帐式国债，“电脑搓合成交”;“通辑令”，歌词“我不昏昏噩噩生”；“运筹帷幄”写成“运筹锥幄”，“运”简体，“筹”草字头；“只要于国于民有利，老朽一定鼎力相助。”午间新闻：阮玲玉——“如日天中”；《西安事变》“喂，你李主任吗，我曾广情啊。”杨：“你广情吗？”《五魁》“断足跟以示教益”。《倪萍访谈录》濮存昕：“是大情感，不是即即我我的小情感。”《宠物与优生》解说词：“形态可掬的小猫小狗。”《一代妖后》安德海对曾国藩说：“这种潜越之罪是要掉脑袋的……”“土肥原贤二，被国际授予为满洲次劳伦斯………“烈士英灵不泯”被说成“烈士阴魂不散”；《北京新闻》：某人“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河北电视台栏目：人际之间。《反贪局长》：“利用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做公司的法人，等到法人一死……”；“令人可喜”、“令人不可思议”、“令人堪忧”；“被获准”……

“据毕（可生）先生引述，瑞典的高本汉先生曾说：‘中国人放弃他们的汉字之日，就是放弃他们的文化基础之时，汉字拼音化如果实行，结果首先将是民族文化水平的倒退！’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但他也是只知其一。不必等到拼音化完全实行之日，只要翻开当今大量发行的书报杂志，就会有俯拾皆是的事例足以证明：目前实施的文字简化已经导致我国民族文化水平多大程度的倒退。”

最新的例证是：清华大学校长读不出他代表清华大学送给连战的条幅，人民大学校长在郁慕明演讲会上致辞时错用诗经成句，把意为暑气渐消凉秋将至的“七月流火”理解为盛夏酷暑。等等。

    上举实例所说明的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贫困和紊乱，而且是文化素质败坏和倒退的症候。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甚至在以“通过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为己任的语委机关刊物《语文建设》也不乏此类实例，该刊那位“出于对于国家语文政策的维护，不厌其烦地强行以一些最基本的专业知识来辅导”“语文票友”的“语文专家”说，他“自幼受新中国的简化字教育”。

    至于“这段话还胡说什么我们实行文字改革”使中国人民看到汉字“就心烦和厌恶”，则是逻辑混乱的捏造：简化后的汉字仍然是汉字，熟悉简化汉字、喜爱简化汉字的中国人会厌恶汉字？和简化字相对的是繁体字，对于“自幼受简化汉字教育”者见到了繁体字的心态，我本来是一无所知的，但是，我看到了不得不信的画面，听到了不得不信的声音。苏培成在他批判的《流毒犹在，岂可打住》一文中应该读到对于一个电视节目的以下这样一段记述：

　　“中央电视台的一次‘焦点访谈’：一名女记者指着写在黑板上的两个字一再讯问一名低年级小学生：‘你知道这两个字哪一个是错的？’答：‘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显然不满意这种答案，记者继续执着地追问：‘这两个字哪一个是错的？’显然暗示两个字里必有一个是错的，……但是孩子仍终坚定地回答：‘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无疑，这要感谢他的师长或父兄。黑板上写的两个字都是快乐的‘乐’或音乐的‘乐’，那孩子说得对：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都不错。如果说繁体是错字，岂不等于说实行简化以前的书籍著作全都是用错字写成的？

　　“在同一节目中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镜头：就是摄像师把镌刻有繁体‘韓國’二字的一块韩国企业招牌录入画面作为‘不规范字’坏典型曝光……更加发人深思的是，这位女记者（姑隐其名，但是有资料可以为证）说，‘我见到繁体字就心烦。’至于有些甚至是中文系的大学生一看到“古书，繁体竖排的书，就感到头痛”早已不是新闻。

    苏培成不顾事实而坚不承认文字的恶性简化导致语言的贫乏和紊乱，据他说：“（繁体）擁護”简化为“（简体）拥护”汉语仍旧说yonghu。”这种说法也只有部分正确，因为就字的整体而言是一对一的简化，但也违背了部首、偏旁一一对应的传统简化规则，由于同一个声旁“雍”在不同场合作简化和不简化（雍、壅、臃、饔、蕹）两种处理，简化时又分别简化为“用”（拥、痈）“公”（瓮）；同一个“护”的声旁也是在“护”为“户”、在“获”为“犬”，在“蠖”不变；全都破坏了繁简两体的双向类推的规律性，从而为文化传承增添了困难。

    所举第二例，把 “亁燥”的“亁”，“主（繁体）幹”的“（繁体）幹”都简化为“干”，是同音假借式简化，一个“干”字代替了原有的四个字，于是其释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得不分列在两种读音的七个词条之下，比前一种更难实现繁简体之间的转换和辨认。请问，当见到的不是“亁燥”或“主干”而是“干了”你能正确理解并辨别出它的读音吗？

    据《语文建设》1995年第一期所载《繁简、正异字辨析》也不得不承认：“繁简关系上易发生错误的主要是同音代替而形成一对多关系的那些字”，“约有106组”，还有“选用字与异体字关系上”由于“意义范围不同”而“易发生错误的”“约200组”。

    如果继续按同音合并原则简化下去，汉字将丧失其固有的表意文字特征而势必沦落成为一种不自然的既难准确录音也难准确表意的符号。

    苏培成诬控我“宣称简化字‘流毒犹在”，他们的斗争和努力不会也不能打住。”是赤裸裸的造谣挑拨！事实是我说：

    “就此打住？不，只要汉字恶性简化的恶性影响犹在，只要语言文字工作中不正常的现象犹在，只要打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幌子为恶性简化张目而胆敢诽谤和诬陷论敌的所谓‘语文专业爱好者”犹未得到应得的教训而有所收敛，我相信，为维护作为中华文化有效载体的汉字而进行的斗争和努力，便不会也不应该就此草草打住！

　　“左倾幼稚病和极左思潮在我国政治和经济领域所造成的危害由于四人帮推波助澜达到极端而彰明较著，已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遭到唾弃；但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在语文工作方面造成的失误和余威犹在的流毒，却迄未受到应有的清算，尚有待于辨认、抉剔和荡涤！”

    流毒犹在，决非耸人听闻之说，事实是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企图以拼音取代方块汉字。

                       以拼音取代方块汉字

                        

    据《语文与信息》报道，1995年11月3日，国家语委党组书记林炎志在“全委干部动员大会”上宣读了并详尽解释了一个《国家语委党组会议纪要》，“关于汉语拼音的完善和发展”“也作了非常精辟的说明”，“他说，我们的基本设想是：实现汉字和汉语拼音的“一语双文”的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字和拼音文字可以并行不悖，各得其所。有的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一提到完善和发展汉语拼音，就认为是要扔掉汉字，于是极力反对。这个逻辑很奇怪。为什么只许你长个儿，却不许我长个儿呢？咱们一块长个儿，一块儿比赛比赛，行不行呢？有人硬说不行，只许我长个儿，不许你长个儿。这真是太横行霸道了。”

    是谁，处于有条件横行霸道的地位，掌握着横行霸道不可或缺的手段？

    据同一报道称，语委主任许嘉璐“接着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谈到，为什么要采用“会议纪要”这种形式。他说，这表明了语委领导的一个慎重态度。”“他说，我们的先驱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落后，找到原因之一就是汉字的繁难……可是有些人还在说汉字优越，超过了英文，令人十分着急。”

据苏培诚说，“国家的汉字政策，在新中国建立后的５０多年里做过调整。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政策是汉字要 “走拼音化方向”，到了１９８６年不再重申这个政策。”显然，1995年11月3日是在１９８６年之后。

    苏培成说“国家语委和各级地方语委是主管语言文字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对贯彻执行国家的语文政策担负着直接的责任。广大语文工作者应积极支持语委的工作，”是支持它推行“一语双文”以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结束之后消灭汉字？！

    ——只是由于偶然读到《语文信息》的这篇报道，我才知道由文改会改名的国家语委虽然在公开场合已不再提拼音化的文改方向，实际上，除了热衷于围剿出现在街头巷尾的传统汉字之外还在为最终消灭汉字而悄悄动员悄悄谋划悄悄行动着。

   而且要“团结合作，扶正祛邪，为净化学术空气、批评语文领域的伪科学作出新的贡献。”那么什么是伪科学？

                        又是谁在鼓吹伪科学

    苏培成本人所鼓吹的诸如“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之类“语言学常识”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汉字就不是“真科学”，他这两篇文章声称捍卫的无论什么样的“理论”都不可能和无论什么样的“真科学”沾边！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真科学”都不必动用造谣诽谤和政治恫吓之类的手段来“捍卫”；历史却一再证明，任何人或势力一定要凭借由于误会或别的什么原因而掌握着的某种权力迫害论敌加以“维护”的倒往往是一无例外的迷信或谬说！

    世界上还没有一起实例能证明：勇于捍卫真理的正直无畏和为了扼杀不同声音而不惜诬陷论敌的卑鄙无耻有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人身上并存而且兼容的品质。

    林、许等先生所宣扬的汉字也必须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如果符合“真科学”，为什么不旗帜鲜明地公开坚持？推行“一语双文”当然不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游戏，却故意说就会被“有的人”“认为是要扔掉汉字”；而许嘉璐所谓“我们的先驱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落后”，既有悖于不短于五千年的人间事实，也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据苏培成引述周有光所谓，“把简化汉字说成‘破坏文化’，那是意气之言。为了讨好‘海外’部分反对简化的人，就去简复繁，这是不合理的做法。”这也是在指鹿为马，果真有人要求“去简复繁”么？“识繁写简”也不是某个人为了反对简化的别出心裁，而是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草书与隶、楷之并存并用，就是一种识繁写简的行为。

    周有光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曾经当着数以亿计的观众大谈“一、宣扬汉字优越是一种沙文主义的表现 ；二、认为汉字优美不过是一种习惯；三、拼音化是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方向。”

    “共同方向”论已不值一驳，因为表音的文字构造新词时实际上也在走表意的道路而并不总是在排列组合各种不同的音节：从希腊语到英语、俄语、法语和所有的拼音语言，除了前缀、后缀之类表意的构词成份外，早已形成了自己构词的偏旁部首，虽然叫法不同，正是在依靠他们本来是“录音符号”的偏旁部首构造新词：例如当年译“德律风”如今译“电话”的tele-ponhe ，“德律”就是部首，“风”就是偏旁！请翻阅一下中型的英语辞书，由“德律”这一部首领衔的辞条多达三、四百条而且还会随着现代科学和遥控、遥测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增加，以“风”为“声旁”的同样为数众多，虽然那些部首偏旁不像汉字之主要起源于象形、指事。

    拼音文字走表意道路的典型实例是化学物品的拉丁学名，你几乎可以像读某些汉字一样望文生义，不论你是否能够正确发音。

    而关于第一点，则莎士比亚称颂英语、普希金赞美俄语也都是沙文主义？

    至于第二点，请问，谁，能够养成把腐朽的枯枝烂叶看得比盛开的鲜花奇芭更美的审美习惯？嗜痂成癖者有，然而是不正常的极端例外。

    吕叔湘和周有光以及许多拉丁化文改派人士一样，都喜欢把反对的意见说成是“讨好海外”，那么，一定要消灭汉字又是在“讨好”谁呢？“海外”其实主要是指“海峡彼岸”，而在“彼岸”就像对待“统”与“独”，对待汉语和汉字的态度也不尽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甚至今天便自外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台独分子一旦得势，早晚会设法消灭汉语汉字，其方法就很可能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设计一套以“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道路”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拼音方案，假名化太露骨，还是拉丁化好，作为过渡，也不妨先行“一语双文”。

    据《语文建设》所载《就此打住》称：“最近关于‘汉语汉字优越性’的讨论”“是由业余语言文字爱好者（！）发起的，并吸引了大批业余爱好者参加，于是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讨论也就成了专业语文工作者和业余‘票友’之间的争论。”我国的“语文专业工作者”竟会遭遇到大批（！）业余“票友”的反对不亦可悲乎？能把这样一场争论说成是“讨好统派海外”与“讨好独派海外”之争么？

    海外爱国“票友”的刍荛之见未必都错，海内反沙文主义“专家”的权威宏论也不一定都对，对“海外”议论一概排斥就不科学，把不同意见斥之为“讨好海外”也有失学术讨论体统。

    据《文摘报》介绍，《中国科学报》最近载文报道，“杨振宁谈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时说，“除了一些公认的原因，还有其它重要原因。”“‘西学中源’的学说也阻碍了西方科技进入中国……还有一些怪论如汉民族‘种族退化论’、‘取消汉字汉语论’，则反映了在西方科技面前的自卑心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的海外议论是不是还值得听一听？特别因为这是一位华人科学家在取得了杰出成就之后结合切身体会的有感而发之言。尽管他提到了“在西方科技面前的自卑心理”而没有提到“在西方拼音文字面前的自卑心理。”

                     是坚决贯彻还是歪曲篡改？

    苏培成对于批评汉字恶性简化的作者和文章竭尽其歪曲诽谤之能事果真是为了《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语文政策》吗？当然不是！正当的目的无须诉诸卑劣的手段！

    如果总书记1992年12月14日在谈到语言文字工作时所讲的三条意见对于贯彻我国语文政策在苏培成看来确如他在纸面上所说是“非常重要的指示”，就不该加以随心所欲的歪曲。

    意见之一是：继续贯彻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各种印刷品、宣传品尢应坚持使用简化汉字；之二是，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

    这是非常明白易懂的现代汉语！请听苏培成怎样解释：

    “海峡两岸使用的汉字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内地使用简化字，台湾使用繁体字。在内地繁体字只能用于翻印古籍、书法艺术等特定领域，在其它各个方面，包括对海外工作，都要使用简化字。”“而这家刊物却反对在对海外交往中使用简化字……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们在对海外的交往中既然不能使用简化字，就使用繁体字。可是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各自维持现状’可言呢？”

    他这样的话说在面向海外的《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繁体汉字本出版之后，——我并不认为国家大事就议论不得，但是对于苏培成这样一种批评的逻辑和用心都不能不有所疑问：是不该出繁体字本以“迁就”海外读者？是该只出简体字本而不管海外读者读不读、懂不懂？

    甚至在战争期间使用敌国文字也不曾影响过任何一方文字的“现状”，为什么如今对海外只识繁体字的读者使用繁体字“这样一来”就破坏了我国国内文字的“现状”？则使用外国文字问题岂不更为严重？但是要按照苏培成修订过的所谓“包括对海外工作，都要使用简化字”的方针行事，还能做多少工作？是要工作实效还是要文改虚荣？

   

       但是，从我反对汉字简化恶性成分的两篇文章中读出了对于日本侵略的颂歌的苏培成，是在谈论学术问题么？应该懂得，蓄意诽谤、诬陷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作者: weedpecker】【访问统计:】【2005年08月10日 星期三 10:08】【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