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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师院2010-04-01 15:22:54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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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院2010-04-01 15:22:54问

请教先生,为了论证文化转向的必然性,最近译界有人提出了两个概念,即“翻译的本体”“翻译研究的本体”,称翻译研究的本体不只包括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还包括译本的影响和接受等因素,还说我们不能用“翻译研究 ……


答:对与这一问题,我已经在《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一书第154页:“先生,水已经够混,幸勿再搅:驳谢天振先生又一谬论”一文已经回答过了:

     《中国翻译》又一次发表该刊编委谢天振先生的文章:“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虽然没有以按语推崇之为“优秀论文”,但是,显著的头条位置已表明编者的倾向;非常遗憾,观点错误,逻辑混乱,一如谢氏其他言谈。

     谢天振则是从一开始就把翻译学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偷换成了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如果不是故意偷换,那就更糟,就是对二者的区别根本混淆不清;读过他的《译介学》就会知道,他是明知故犯。用一位翻译家兼翻译理论家的话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为了论证他主张建构的“纯理论翻译学”可以脱离翻译实践、不必以指导翻译实践为宗旨,也采取类似于王东风的手法,不过不是不承认汉语辞书释义,而是加以曲解,他说,因为“辞海中“理论”词条在“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前面还有这么一段话:(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这就点出了理论的认识功能”。谢天振这里所说的认识,似乎,是一种为认识而认识的认识,无所为而为的认识,仅供茶余饭后充作谈资的认识。

    而且,也像王东风,有时语无伦次。为了举例“证明”理论不必联系和指导实践,先是荒谬地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成是缺乏实践经历的作者所写而具有重大认识功能的“纯理论”文章,为免断章之嫌,现录相关段落全文如下:

        …… …… …… …… …… …… …… ……   等等,等等。

            为了消弭对于文化派的批评,谢天振建议批评者“跳出传统译论的框架,”不说“偏向”,而说“取向”,则歧路便不成为歧路,偏向也不成为偏向了。据他说,分歧完全来自“不同的切入点而已,语言学派更关注翻译的过程及可能达到的目标,文化学派的重点则放在翻译的结果和译者及其背后的诸多制约翻译选择和过程的文化因素。这里的所谓“偏向”,实际上是各自的研究特征、各自的研究取向,所以与其说是“理论偏向”,倒不如“理论取向”更接近两大学派的理论研究实际。”

但是“取向”有个主体问题,如果主体是解构忠实的原版或谢氏中国版的比较文学文化派,能接受力求忠实的翻译观吗?谢先生,水再诨也未必就能够捞到更大的鱼。水已经够浑,请不要再搅了。

何况“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的提法就成问题:“翻译本体”是翻译学的研究本体,如果替换成翻译研究本体,就会只有翻译研究学而没有翻译学了。如果《译介学》就是原版的和谢氏中国版的文化派心目中的翻译研究,我们只能谢绝。因为就《译介学》而论,由于有太大的主观随意性,既不能称之为“学”,更不是什么“科学”,而是学过两天比较文学的文人百无聊赖时言不及义的请谈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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